马勇 | 珀律比俄斯论史家之德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古典研究》（2016年，总第27-28期），经马勇博士重新修订后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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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家的勇敢和智慧
珀律比俄斯前200年生于伯罗奔半岛上的麦加洛玻利斯（Megalopolis）城，卒于前118年，恰逢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历史性时刻。珀律比俄斯出生时，其父吕科斯塔（Lybortas）正任职于阿凯亚联盟（Achaea League），是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东地中海当时的局势是，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结束之后，罗马人决定进击马其顿王国（Macedon Kingdom）。前200年（汉高祖七年），罗马人取得埃托利亚联盟（Aetolia League）的支持，以保护希腊为借口，向马其顿王国宣战，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前229-174）率两个罗马军团在希腊西部登陆。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罗马军团与马其顿方阵决战于库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马其顿人败绩，马其顿王国的势力撤出希腊。弗拉米尼努斯在科林斯纠集希腊城邦集会，向希腊人宣布，罗马是希腊城邦的解放者。罗马共和国取代马其顿王国成了希腊的保护者。
由此可见，珀律比俄斯成长于希腊的存亡之秋。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Philip V，前238-179年，前220至179年在位）在战败后，没有屈服于罗马人的威势，决意与罗马人再战。他去世后，其子珀尔修斯（Perseus，前212-166）继承先王遗志，积极备战。前171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在这次战争中，阿凯亚联盟公开支持马其顿王国，珀律比俄斯继承父志，任联盟骑兵将军之职，积极参与反抗罗马的事业，试图谋取希腊的独立。前168年（汉文十二年），罗马执政官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前229-160）率两个军团增援，前168年6月22日，在皮德纳战役（battle of Pydna）中，一举击败马其顿大军，国王珀尔修斯被俘，马其顿王国灭亡。战后，罗马人为了惩罚和威慑阿凯亚联盟，要求后者送1000名贵族到意大利作人质，珀律比俄斯在列。这一年他35岁，依照希腊人的看法，正当盛年。
珀律比俄斯抵达意大利后，因其学识和声望，受到罗马权贵们尊敬，被留在罗马，其他人质则前往意大利各地做苦力。珀律比俄斯随后成为埃米里乌斯·保卢斯家族的朋友，受命负责保卢斯两个儿子的教育，他与斯基皮奥·埃米里亚努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前185-129）的师生之谊，成为西方文史上的千古佳话。前149年（汉景帝中元元年），第三次迦太基战争爆发，罗马人决意摧毁迦太基。小斯基皮奥在战争的第二年任执政官，成为罗马一方的统帅，召唤珀律比俄斯随行。当迦太基城陷入熊熊大火之时，珀律比俄斯就站立在小斯基皮奥身旁。战争结束后，珀律比俄斯得到小斯基皮奥的帮助，亲自游历和考察了北非以及外大西洋沿岸。之后，珀律比俄斯的经历就很模糊了，只知道他作为小斯基皮奥的朋友参加了罗马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路基阿诺斯（Lucian of Samosata，125-180）说，珀律比俄斯以82岁高龄从马上摔下而死，大概去世于公元前118年（汉武元狩四年，是年司马迁28岁）。
熊熊燃烧的迦太基城
史书首先关涉的是政治事件的真实。真实之于史书就如同眼睛之于人，如果从史书中拿走真实，就如同人变瞎，史书将只剩下毫无益处的故事——珀律比俄斯说，真实是史书的灵魂，撒谎是史书最大的恶。力求真实是史家的至高目标。如修昔底德在《战争志》中所言，他的著作不同于虚构的故事，是对事件最真实的探究。[8]真实有两层含义：第一，真实要求如实记录事件，不得编造；第二，真实要求对政治事件的真相有最准确的理解。不过，真实并不容易做到。对于史家而言，发现真实困难重重。史家迫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犯错不可避免。主观的错误不可原谅，但不应过分苛责客观原因导致的错误。用珀律比俄斯的话来说就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谎言应该被原谅，因为没有人可以掌握全部事实，但是应毫不留情地谴责故意而为的谎言。
一把尺子由于长度和宽度的缺陷却依然拥有尺子的本质，依然可以被称为一把尺子，但是若其不再接近于笔直或不具有任何类似笔直的性质，它就不能被称作一把尺子，纪事作品也一样，若它们在风格、笔法或是别的任何方面有缺陷，但依然在探究真实，它们就可以被视作史书，但是若远离真实，就不再能被称作史书。（《罗马兴志》卷十二12.1-3）[9]
由于史家叙述的事件庞大且复杂，很多事件同时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史家不可能同时亲眼见证同时发生的事件。此外，史家往往距离所叙述的时代有一定年限，没有生活在他所记述的时代。所以，史家只要勤勉地向别人打听，到事件的发生地考察，准确地裁断探听到的各类叙述，就会最大程度减少错误。由于史家必须描述事件发生地的地理状况，尤其是对战争的叙述必须涉及战场的地势，史家进行实地考察乃是必需的。如果一位史家只是坐在图书馆里翻阅史料，却不进行实地考察，就会在书中留下种种谎言。珀律比俄斯说，这种谎言就是主观造成的。
提麦俄斯就是这类史家。提麦俄斯称利比亚多沙、干旱、寸草不生。珀律比俄斯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利比亚有很多大象、狮子，还有水牛。提麦俄斯说，科西嘉岛上有很多野山羊。珀律比俄斯经过亲自考察发现，那个岛上没有一只野山羊。提麦俄斯之所以犯这种错误，就在于他根本没有去过利比亚和科西嘉考察，只是依据道听途说或图书馆中的材料来写史书。提麦俄斯是那种典型的图书馆史家。由此，珀律比俄斯为史家之德订下了第一条法则：史家不仅应该勤勉地研究和比较回忆录以及各种档案，而且要考察城市、地点、河流、湖泊和一般而言陆地与海洋的所有特征，以及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简言之，史家不仅要拥有对事件的知识，而且要拥有地理的自然知识。前一种可以在回忆录、打听、档案档中获得，后一种则必须依靠实地考察，尤其是首次记述一个未知地区的史家。[10] 对古典时代的史家来说，遍游各地并非容易之事，必然要冒生命危险。因此，史家当具有勇敢之德。
古代史学家：修昔底德、 希罗多德、色诺芬尼（由左至右）
就真实的第一层含义而言，立志著史者只要态度端正，勤于搜集和鉴别史料，勇敢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记录政治事件时就不会犯大错。但是，真实的第二层含义对史家的心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史家而言，发现事件的真实首先意味着把握事件的原因。希罗多德著《原史》意图之一就是发现希波战争的原因；修昔底德认为，如果不能把握伯罗奔半岛战争的原因，就无法理解那场战争。珀律比俄斯著《罗马兴志》意在发现罗马共和国崛起为霸权的原因。
仅仅叙述真实的事件或许有趣，但对我们没有益处，我们必须探究事件的原因，如此对历史的研究才有益。历史研究是从之前时代到我们时代的一种精神传递，从而让我们获得预言未来的能力，对某些东西要预防，对其他东西则通过创造与之前时代类似的条件，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那些威胁我们的困难。（《罗马兴志》卷十二25b2-b3）
唯有正确地发现事件的原因，政治家们才能从中学到应对未来类似事件的经验。那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人所共知，但原因总是隐藏于事件之后。政治事件是政治人的行动，发现政治事件的原因意味着把握影响政治人行动的所有力量。这要求史家对人有最深刻、最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这意味着，最优秀的史家拥有对人最全面的知识。那些重大政治事件由言辞和行动构成。单单有行动，我们无法把握行动的谋划及其目的，从而也就不可能理解行动。因此，必须依据行动者的言辞来窥探他们对行动的谋划。因此，史家必须记录政治行动者的言辞。这就是古典史书为何记载大量演说词的原因。重大政治事件是大规模的行动，尤其是战争行动，参与人数众多，谋划行动的政治人必须论证此项行动的合理性。简言之，对行动的谋划先于行动的实施。对原因的发现意味着首先把握政治行动者们的言辞。
但是，政治行动者们的言辞论证并非真实的论证，他们不会穷尽某项行动的方方面面。他们总是有所遮掩，有所强调。此外，绝大多数政治行动者并没有完全把握他们所在的处境。他们的言辞中有偏见、有激情，还有必然性的逼迫。史家必须在纷乱中理出头绪，捕捉到最真实的原因。这要求史家具有高超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换一种说法，史家有点类似于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他必须能够抓到引起那些大规模事件的“元凶”，史家需要像侦探那样熟知犯罪分子的心理以及动机。
罗马的扩张
正由于此，古典史家区分了事件的原因和开端。开端是事件呈现出来的第一步，而原因必定早于开端。区分原因和开端始于修昔底德，他在《战争志》中明确区分了伯罗奔半岛战争的原因和开端，开端是“三十年和约”的破坏，原因则是雅典帝国实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11] 珀律比俄斯说，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开端是跨海抵达小亚细亚，其真实的原因则在于亚历山大本人对荣耀的渴望，使得这种渴望得以可能的条件是色诺芬率领万人远征军安全从波斯腹地撤退。[12]后一件事证明波斯军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强大。不管是必然性的驱使，还是主观的野心与激情的驱使，政治事件的真实原因必然在政治人身上。珀律比俄斯说到汉尼拔战争时，将其原因归结于汉尼拔家族对罗马人的愤恨；认为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的原因是罗马人的帝国野心。
发现了事件的真实原因，还要考察事件成败的原因。事件的原因并不决定事件的成败。不管谋划者有何种充分的理由发动行动，也不意味着他会必然成功。反之亦然。原因并不规定结果，政治人在过程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来修正过程。修昔底德指出了伯罗奔半岛战争的原因还不够，他还需要指出雅典何以败，斯巴达何以胜。对于珀律比俄斯来说，他不仅要指出汉尼拔战争的原因，还要呈现汉尼拔战争胜败的原因；他不仅要指出罗马人为何会踏上帝国征程，还要呈现罗马为何成功。
古典史家认为胜败兴亡有两大原因：政治人的德性和机运。鉴于机运的缥缈无常，古典史家很大程度上是将德性从命运中剥离出来，尽力将德性追认为胜败兴亡的原因。只有确实是非人力因素主导胜败兴亡时，古典史家才会给予机运一定程度的尊重。珀律比俄斯在分析扎马之战汉尼拔何以失败时，指出汉尼拔做到了一名统帅的极致，但仍然失败了——言下之意，汉尼拔在那次战役中运气不好。古典史家在德性与命运之间采取稳健的理性态度，一方面最大程度上肯定政治人之德性的对事件成败走向的意义，另一方面不会过分苛责政治人。毕竟，人力无法完全掌控机运。
古典史家洞见到，政治人被某一政制所塑造。因此，一名雅典人的德性不同于一名斯巴达人的德性；一名罗马人的德性不同于一名马其顿人的德性。古典史家将政治人的德性追溯到其所生活的政制。政治事件是大规模的公众性活动，并且往往体现为不同政治体大规模的对抗和冲突，因此，也就是不同的政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里所谓的政治人的德性是指政治体领导阶层的德性，政制所推崇的德性最清晰地体现在他们身上。尽管会有偶然的个体超越于其所在的政制形式，如伯拉西达之于斯巴达、尼西阿斯之于雅典，[13]再如汉尼拔之于迦太基，斯基皮奥之于罗马，但是，这无法改变政治体之成败兴亡的原因在于政制的事实。
珀律比俄斯将罗马兴起的最终原因归结于其政制，认为迦太基的失败源于其政制。[14] 因此，史家必须懂得关于政制的知识，史家需要摆脱对自身所在政治体的政制的偏爱，公正地比较不同的政制。珀律比俄斯为史家之德立下的第二条法则是史家必须懂得关于人、关于德性、关于政制的知识。在这一意义上，史家需要拥有最大的智慧。最优秀的史家是智慧之人。
珀律比俄斯为史家之德立下的第三条法则：史家必须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丰富的政治经验是一种实践智慧。并非巧合的是，古代优秀史家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中西皆然。孔子、司马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等。[15] 否则，史家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就犹如隔靴搔痒。
一个史家要是对战争事务没有经验，就不可能写好战争中发生的事情，要是不精通政治事务，也不可能写好这个主题。所以，仅仅研究书本但没有实践经验是什么也写不成的，这样的史书也没有益处，也不会有读者去读。因为，如果我们从这类史书抽走有益于我们的部分，剩下的就是无用的、可鄙的东西。（《罗马兴志》卷十二25g1-3）
那些没有经历过真实事件的作家，就不可能唤起读者的兴趣。我们的先辈认为，史书应该拥有活力就如同有人在喊叫，当史家在叙述政治事件时，他必须曾经参加过政治活动，对于政治世界可能发生的事件拥有经验；当他叙述战争时，他必须参加过战斗；当他叙述私人生活时，他必须有妻子，养育过孩子。这类品质只能在那些参与过上述事务，拥有史学知识的人身上找到。当然，一个人很难经历各种事件，但是必须对那些最重要的、最经常发生的事拥有经验。（《罗马兴志》卷十二h4-6）
简言之，谁立志于著史，拥有勤奋、勇敢之德还不够，甚至单单拥有德性和政制的知识也还不够，还需要经历政治生活的复杂性。珀律比俄斯之所以批评卡利斯特涅斯，就是因为后者没有战争经验，却凭着想象描述了亚历山大与大流士在西里西亚的决战。正是在这一点上，史家尽管拥有智慧，却不同于哲人。苏格拉底在《蒂迈欧》中将描述一个运动城邦的任务交给政治人克里蒂亚，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6]史家的对象是运动中的政治体，并且是不同政治体之间的运动状态。为了充分理解这种状态，史家需要拥有政治经验。这意味着，史家不仅是一个公民，还要成为一名战士。[17]史家涉入政治的程度之深远超过哲人。
然而，所有优秀的史家在著史时已从政治生活中抽身。这种抽身或者是被迫离开，或者是主动退出。总之，当他们秉笔著史时，就不再属于政治世界，而是超越于政治生活之上。他们获得宁静，开始沉思“古今之变”之缘由，究竟“天人之际”之法则。本质上而言，他们也是哲人。
不过，我们依然没有触及史家最重要的一项品质。这项品质几乎是评价史家优劣的最高标准。如果一名史家不具备这项品质，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史家。这项品质就是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褒贬。这是珀律比俄斯为史家之德立下的第四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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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家的正义和节制
路基阿诺斯说，“绝大多数人以为写史书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写，所需要的能力只是将发生的事情写下来”。[18] 实际上，史书不是懒散地堆积材料，而是需要付出极大的辛劳，才能成为修昔底德所谓的“永恒的瑰宝”。[19]古典史书记述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这些政治人物的行动影响着一个政治体的安危存亡，几乎所有成员都受他们行动的影响。因此，对这些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乃是史家最严肃的任务，也是最艰难的任务。之所以严肃，是因为史家的褒贬决定着后辈有为青年该不该效仿先辈、该效仿哪些先辈这样重大的问题，而要想达至公正的褒贬，其艰难之程度则远超一般的想象。
假如政治人物的善恶有如硬币的两面，泾渭分明而毫不含混，史家评价他们相对简单。但事实上政治人物的善恶错综复杂，犹如参天古木，盘根错节。要想厘清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殊非易事。正由于此，史家必须秉持正义之德，公允地对待笔下的事和人。简言之，史家必须“不隐恶，不抑善”。这是史家褒贬所要遵守的第一条原则。这意味着史家必须摆脱自己的偏见和激情。
珀律比俄斯在《罗马兴志》卷一叙述第一次迦太基战争时，批评了两位史家费里努斯（Philinus）和法比乌斯·皮克托（Fabius Pictor）。[20]这两位史家都著有叙述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的史书，但二者太偏爱战争的一方而肆意攻击另一方。费里努斯在每件事上都将迦太基人描绘得极为智慧、勇敢和优雅；法比乌斯则将罗马人描述为同样品性者，而肆意攻击迦太基人是多么低劣。
珀律比俄斯说，人很难排除对自己祖邦的偏爱，因为一位贤人就应该爱他的朋友和祖邦，应该分享友人们的憎恨和热爱。但是，史家不能这样做，这种偏爱会阻碍史家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评价，从而偏离真实。就如任何人必定属于某个具体的政治体，史家也必定属于具体的共和国、王国。政治人典型的特征是同仇敌忾，憎恨敌人、热爱同胞是一位好公民应有的品质。但是，史家除了是一位好公民外，还需要公正地对待敌人，他必须超越于“助友损敌”这种正义，能公允地认识到敌人之善和己方之恶。
珀律比俄斯提到，提麦俄斯在评价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勒斯（Agathocles）时，指责这位叙拉古的统治者年轻时是一个男妓，随时准备委身于好色之徒。珀律比俄斯反驳说，难道这位阿加托克勒斯就没有某种伟大和令人敬仰的东西？难道他的灵魂中没有某种独特的力量让他做到这些事情？这位僭主尽管极不虔敬，但是他18岁时来到叙拉古，短时间内就由卑微之人一跃成为叙拉古的统治者，并成为西西里的主人，率军远征迦太基。换言之，就是一位僭主身上也有某种伟大的东西，提麦俄斯则囿于对阿加托克勒斯的怨恨和敌意而远离真实。[21]
布匿战争与罗马的扩张
平常人的习惯是对恶行愤慨不已，往往对善行冷漠如常。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人，对伤害他的人记恨终生，对恩待他的人则忘恩负义。一位真正的史家必须避免这种恶习。忒奥庞姆普斯就在对亚历山大之父腓力二世的评价时犯了这种错误。这位史家是希腊人，虽然在其史书的序言中赞颂了腓力二世，却在整部史书中谴责腓力二世。忒奥庞姆普斯试图结合赞美和批评，但是他的这种方式无法达到史书应有的褒贬效果。这位史家作为希腊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声誉，表面上赞美腓力，实际上谴责他。珀律比俄斯说，忒奥庞姆普斯的做法是愚蠢的，也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展示腓力二世的真实：
这些男子汉们凭借他们的胆量和能力，将马其顿从一个边远小国提升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荣耀的君主国家。且不管在腓力国王在位期间的功勋，就是腓力死后亚历山大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勇猛。当我们将亚历山大视为马其顿的统帅时，要注意到他当时非常年轻，我们应该更多地将荣誉分给他的同伴和朋友们，正是这些人在那些不可思议的战役中击败了敌人，正是他们常常陷入极端的困苦、危险和磨难中，并且在拥有了大量财富和足以满足每一种欲望的国土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既没有让身体变垮，也没有为了满足种种激情而荒废政事和荒淫无度。相反，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证明自身是有王者之才的男子汉，他们宽宏大量、节制、勇武，不管是与腓力一同征战时还是与亚历山大一同征战时。（《罗马兴志》卷八10.5-10.11）
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另一个极端：对政治人物极尽赞美。[22]例如，部分史家在评价腓力五世时，罔顾腓力五世违反神法和犯下的暴行，认为这位君王的一切行为都值得赞美。珀律比俄斯说：“我的看法是，我们既不应该谩骂也不应该虚假地颂扬君王们，应该给出前后一致的描述，要与每一位王者的品性相符”。[23] 珀律比俄斯对众多前辈史家的批评多集中在他们褒贬的不恰当方面，这并非是珀律比俄斯吹毛求疵，恰恰说明要做到公允的褒贬很难。
公允的褒贬并非是和稀泥，做到两不相欠，而是要如庖丁解牛般厘清善恶和贤不肖，并且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意味着，史家必须掌握善恶褒贬的最高标准。依照前文所述，一名真正的史家必须拥有影响人之行动的力量的全部知识，还需要懂得德性和政制的知识。简言之，史家必须对人世生活有最透彻的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家需要向政治哲人学习，因为政治哲人的核心论题就是阐明政治生活的真相。正如中国古代史书皆以经书为旨归，西方古典史书亦以政治哲学为师。古典史书以传达关涉政治生活的教诲为旨归。这种教诲尽管与政治哲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而言无非指向德性之学，所谓的“劝善抑恶”。
正是基于这种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古典史家会对某一善行给予最大程度的赞扬。尽管在关涉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政治家们并不会拒绝使用某些背信弃义的计谋，但是珀律比俄斯在其史书中尤其褒奖守信这种善行，同时最严厉地谴责背信弃义。古典史书所拥有的这种品质使得它成为教育的重要途径。用我们中国的经验来说就是，史书乃是君子教育的必读教材。正是由于史书所具有的重要教育功能，著史是极为严肃的事。
古典史家深知自己的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同时，古典史家深知公允的褒贬之困难。每位史家所在的时代和所处的境遇都不同，这会妨碍他们直白地说出他们的真实观点。比如，珀律比俄斯身处罗马帝国的霸权之下，他是作为一名人质被绑缚意大利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珀律比俄斯必然不会直白地说出他对罗马统治的评价，所谓“定哀之世多微辞”。这种独特的困境要求史家拥有节制之德，亦即史家不能口无遮拦、大放厥词，他必须做到言辞的节制。可以说，史家的正义之德与节制之德并非完全相融，但人的政治处境要求史家融合这两种德性。中国古典史书和西方古典史书在这一技艺方面皆有相当高的造诣，以至于在这种技艺的巅峰样式中，言辞的节制成为史书语言的美感和优雅的重要标准，即从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引出最深刻的教诲。珀律比俄斯在叙述第三次迦太基战争时就采用了这种笔法。
罗马对迦太基的毁灭历来是争论的主题之一。前150年罗马元老院关于是否应当毁灭迦太基爆发过争论。珀律比俄斯认为，罗马的做法太过野蛮。但他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列举了四种关于向迦太基发动战争的看法，其中又侧重于描述希腊人对毁灭迦太基的反应。通过这种笔法，珀律比俄斯透露出罗马毁灭迦太基的不义和不智。珀律比俄斯如此写作，迫使读者去发觉珀律比俄斯的真实看法。珀律比俄斯的这种笔法又告诫有心著史的读者面对同一论题应当采取同样的做法。古典史家没有接受过史学的科学训练，而是在阅读前辈大史家的史书中逐渐懂得了如何著史。因此，不仅古典哲人的作品需要细读，史家的史书也需要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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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珀律比俄斯以医学来比拟史学。他说，医学有三个部分：病理学，饮食学和外科手术与药剂学。单单掌握病理学的人无法成为医学大师，也根本治不好任何病人。史学同样包含三个部分：1，对回忆录和各种档案进行勤勉地研究和比较；2，考察城市、地点、河流、湖泊和一般而言陆地与海洋的所有特征，以及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3，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评价。[24]对立志著史的人而言，只要勤奋且勇敢，前两个部分相对容易做到。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是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评价，这要求史家拥有智慧、正义和节制三种德性。他说：
写史书的人要想写出最好的史书，也应该如此，绝不是像如今的那些史家马虎了事，而是要坚信，拥有智慧是最必要、最高贵的事情，史家们终其一生都应该专注于这一点，或者那些渴望成为史家的人应该不断练习以便让自己具备著史必要的能力和品质。（参《罗马兴志》卷十二28.2）
这意味着史家首先要成为哲人，亦即史家需要具备人世间的最高智慧。唯有这样的史家所写出的史书方才能算作良史。实际上，古典史家非圣即哲，在自身文明传统中地位极高。珀律比俄斯如此要求史家：史家要如奥德修斯那样“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和他们的思想”；同时“在广阔的大海上身受无数的苦难”。因此，珀律比俄斯心目中的史家也是一位奥德修斯。从柏拉图的《王制》中，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以奥德修斯自况。
奥德修斯抵抗塞壬的歌声
注释
[1] 参K. Kilburn，《路基阿诺斯集》卷六（Lucian VI），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Kilburn所依据的底本是Jeffery Henderson的校勘本。
[2] 参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致格奈乌斯·庞培乌斯》（To Gn. Pompeius），见Critical Essays，II，Stephen Usher译，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论修昔底德的风格》（On the Character of Thucydides），见Critical Essays，I，Stephen Usher译，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3] 珀律比俄斯的史书用希腊文写成，标题是῾Ιστορίων，拉丁文标题Historiae。英文的Histories是对这个词的转写。珀律比俄斯的这本史书若直译的话，应该译成《史记》，但他作品记述的是罗马的崛起，故依照其内容意译为《罗马兴志》。
[4] 参Brian McGing，《珀律比俄斯的<罗马兴志>》（Polybius’ Histor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页51。
[5] 参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页67。
[6] 参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前揭，页58。
[7] 参莫米里亚诺，《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与陶罗麦尼翁的蒂麦乌斯的<历史>对罗马的发现》，收于《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晏绍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页35-65；参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前揭，页80-81。
[8] 参Thucydides，《战争志》（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lated, with introduciton, notes, and glossary by Steven Latimore），1.22（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1998，页13）。关于珀律比俄斯与修昔底德史学笔法的一致，参Brian McGing，《珀律比俄斯的<罗马兴志>》，前揭，页59-61。
[9] 本文所引珀律比俄斯的段落皆是笔者自译，后文不再注出。版本为Polybius，《罗马兴志》（The Histories，Vol.I-VI）， W.R.Paton译，F. W. Walbank、Christian Habicht修订，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0] 参F.W.Walbank，《珀律比俄斯》（Polybiu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页71-74。
[11] 参Thucydides，《战争志》，1.23，前揭，页14-15；Leo Strauss，《城邦与人》（City and Man），Chicago：Rand Mcnally Company，1964，页174-175。
[12] 卢克（T. J. Luce）说，亚历山大的征服野心是珀律比俄斯分析罗马人的征服野心的范本，参T. J. Luce，《希腊史家》，前揭，页94。
[13] Leo Strauss，《城邦与人》，前揭，页208、213。
[14] 参《罗马兴志》卷六51-52（Polybius，The Histories，III，W.R.Paton译，F. W. Walbank、Christian Habicht修订，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页435-437）。
[15] 参莫米里亚诺，《传统与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收于《论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学》，前揭，页162-179。
[16] 参柏拉图，《蒂迈欧》19b-20c；Leo Strauss，《城邦与人》，前揭，页140。
[17] 参Brian McGing，《珀律比俄斯的<罗马兴志>》，前揭，页84-86。
[18] 参Lucian，《如何写史书》5.1-5，前揭，页7。
[19] 参Thucydides，《战争志》，1.23，前揭，页15。
[20] 关于珀律比俄斯对这两位史家的态度，参F. W. Walbank，《珀律比俄斯》，前揭，页77-79。
[21]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褒扬过这位僭主，参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页32-33。
[22] 对比Lucian，《如何书写史书》7，前揭，页11。
[23] 参《罗马兴志》卷八8.8。
[24] 参F. W. Walbank，《珀律比俄斯》，前揭，页71-7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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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勇，男，1988年生，山西河曲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现供职于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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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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